历史上的传染病

1923年12月4日，北京《社会日报》刊发消息：

据香港电，广东沿海一带近日发生时疫，死者不鲜，现正在赶速设法避免。

昨据津海关监督电，亦谓广东发现时疫，深恐该处北来船只染有瘟疫，导致传播当地，兹于即日起实行检查粤省进口船舶，以免危险。

“广东沿海一带发生时疫”，是哪种“时疫”呢？查后期报道，指的是“虎列拉”，也就是霍乱。

我们知道，霍乱是非常古老的传染病，由霍乱弧菌引起，可以通过被污染的水源和食材传播，能让人腹泻，脱水，甚至死亡。1923年冬天广东沿海这次霍乱，传染规模其实很小，但广东沿海分布着太多商业重镇，与其他商埠有频繁贸易往来，这让上海、宁波、天津、青岛、烟台、大连等地如临大敌，唯恐广东轮船将霍乱传过去。

天津的应对措施很简单，上述消息提到：“检查粤省进口船只，以免危险。”对抵达天津港的广东轮船进行检疫，查无传染源，再予放行。

青岛的工作要细致得多，据1923年12月底《青岛民国日报》报道，除了对广东船只进行检疫外，“另由市立医院、卫生局与各区警局分设防疫区，检疫客栈、饭庄、菜场、浴池、理发业等，对营业人员先行注射虎列拉注射剂。”“委派西医公会制作传单，由防疫巡查班广为散发，倡导市民消毒，洒扫公厕。无虎列拉注射证明书之营业场，暂行关闭。”他们还呼吁市民注意卫生，要求酒店、饭店、浴池、理发店、菜市场等从业人员尽快注射霍乱疫苗，如果哪家店铺的从业者没有注射疫苗，就关停哪家店铺。

跟现代中国全民携手对抗新冠病毒的努力和决心相比，1923年青岛当局预防霍乱的措施远远不够科学全面，不过那毕竟是大半个世纪以前，医学发展水平、民众知识水平和政府动员能力都还处于低级阶段。再说，1923年广东霍乱只是小范围局部传播，并没有引发全国性的疫情，霍乱弧菌也比至今天尚无特效药和疫苗的新冠病毒要容易防控。

现在让我们做一些比较可怕的假设：假设1923年广东沿海出现的不是霍乱，而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传染病；假设这种传染病没被有效控制，迅速蔓延到大江南北；再假设人们面对疫情，只能被迫封城和隔离，然后工厂关门，商铺关门，工商业暂时停摆。那么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

经济发展受影响是肯定的，百姓生活受限制也是肯定的，除此之外，应该还会有许多租房者叫苦，并在疫情期间或疫情结束后，与前去收租的房东闹出纠纷。

让我们想象一下房客和房东争吵的场景——

房东：“上个月的租金还没交呢？”

房客：“上个月我都没住，被隔离起来了，凭啥交租？”

（或者：“上个月封城，大家都不出门，我一笔买卖没做，拿什么交租？”）

房东：“你被隔离也好，你没生意也好，跟我有啥关系？我为了这个房子，欠了好多贷款，就指着收租还贷过日子呢，快拿钱快拿钱！”

双方争吵不休，各说各的理，要么打起来，要么对簿公堂。

房客和房东因欠租争端极多

在民国时代，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因为疫情而封城，当局也没有能力实施大规模隔离，房客不太可能因为疫情而欠租，但是却会因为其它原因欠租，民国时房客和房东的争端要比今天频繁得多，也剧烈得多。

不妨读读1929年11月20日北平《新晨报》的评论：

生产较为发达的日本，东京市上，也闹起减房租三成的问题，而且资本家也屈服了。回头看看，我们贵国怎么样呢？这几年的不太平，正如屠敬山先生所说，“天下乱则乡人居于县，县人居于省会，省会之人居于都会或商埠。”于是房租大涨而特涨。最贵的要数上海，其次香港，其次南京，又其次则济、汉、津、平，房价由每间二三元至五六十元。

但房租总以房价高低为标准，大约不过一分的利息，现在的南京却是例外，一千元连买地和盖屋，总可以租五六十元，已经到五分利。我曾向当局的人问：“何以不加限制？”据称：“需要过于供给，需要的人争着要租，是无法可依限制的。”南京寓公的苦况，于此就可以想见了。

北平前几年，房租有继涨增高的趋势，而且房东限制方可，铺保而外，无家眷和孩子多的都在谢绝之列，平均每间屋总可租三元以上，得到二分多利息。如今国都南迁，吃瓦片的不香了，纷纷减租，还没人过问。大房子更可怜，自家就难租出，因为阔人总有自建的大屋和人争着送住的大屋。到如今，阔人少了，大房子更是十室九空了，这也是住常屋租太贵的循环因果。唯有穷人居住的破屋还是保持原价，房租得按日子，还得替房主垫付房捐，警局定期不二的催逼，比房东还利益。所以现在北平房租问题应该在意的，倒是属于穷人方面。要减租，房主又受不了，我看还是先免穷人的房捐吧，因为房捐虽说明是归房东，实际上仍是暗加在房客身上的。至于限制房东租价高，只消调查房价多少，租价不得超过一分的利息，就可以办妥。

以上评论篇幅较长，信息量很大，关键信息有这么几条：

• 各大城市房租都在飙升，房租最贵的地方是上海，其次是香港，其次是南京、济南、武汉、天津，北京房租处于垫底水平；

• 自从国民党将首都迁到南京以后，北京房租不再上涨，但对底层民众而言，房租以及要替房东缴纳的房产税（房捐）仍然是一个重担；

• 购置房产，收取租金，月利润本来应该在1%左右，可是在某些城市，月利润高达5%和6%，这是非常不合理的现象；

• 各地房客都呼吁减租，但是房东不愿减租，当局也没有办法强迫房东减租，因为租房市场供大于求，你不愿租，却有许多人排队要租，即使当局发布减租令，房东执行时也一定变味。例如名义上减租，实际上却让房客额外再交“进房费”、“打扫费”、“检修费”、“折旧费”，房客的负担不降反增。

简单粗暴的“二五减租”

整个民国时代，上海房租最贵，所以上海房客要求减租的呼声也最高。查1930年到1933年的《申报》和《申江日报》，以“房租减免委员会”或“房租纠纷委员会”为题的报道有130多次。所谓“房租减免委员会”，是上海房客（包括租住店面的营业者）成立的民间组织，该组织试图将一盘散沙的房客联合起来，与房东对抗，向当局施压，只求能够减免房租，减轻生活负担和经营负担。所谓“房租纠纷委员会”，则是一个半官方组织，由上海商会、律师会的代表和工务局、土地局、财政局的官员组成，负责调解房客与房东的争端。

上海房租减免委员会不断呼吁，不断向上海市政府请求，还屡次前往首都南京，找国民政府高层请愿。1932年4月30日，《华北日报》报道过一次看起来挺成功的请愿活动：上海房租减免委员会与上海商界联合会共同派出五名代表，到南京行政院请愿，从“以利实业”和“以救青年”两大角度说服了当时的行政院。行政院随即电告上海：“援京市例，减免一部分房租。”命令上海市政府借鉴南京的做法，为房客减免部分房租。

汪精卫的电令有没有被上海落实呢？暂未查到后续报道。不过从电文内容上看得出来，当时南京市政府已经出台了减免房租的条例。

中学课本讲授民国历史，常常提到“减租运动”，指的是农村地租太高、佃农负担太重、穷人联手与地主斗争、争取减免地租的运动。其实在民国时代各大城市，房客要求房东减租的呼声更高，至少在媒体上更高。

面对农村的减租运动，国民政府提出过简单粗暴的“二五减租”办法：不管原先地租多少，一律减免25%。该办法曾在浙江实行，其它各省都没能搞下去。

面对城市的减租运动，国民政府更为头疼，从1927年定都南京到抗战时各大城市沦陷之前，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武汉、青岛、杭州等市议会或市政府都设计过一些减租方案，但不是房东不答应，就是房客不满意。

1932年9月12日，蒋介石抵达武汉，发表演说，演说中提到两个问题，一个是各地房客的减租运动，一个是各地工人希望增加工资的请求。蒋介石说：“如果不合理的减租，而使房主收不到应有的利息，而不愿投资于房产，或者因不合法的要求增薪，而使资方受不起亏累，以致工厂关门，这都会动摇资本的经济基础，我认为是不可行的。希望党部、政府，对此等事要特别注意，努力施行必要的经济政策。”他的观点相当理性，既不偏袒房东和工厂主，也不偏袒房客和工人，不过他也没能提出一套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，说了等于白说。

强迫房东减租与房客共度时艰

不过，在战争这种不可抗力突然降临之时，国民政府就敢于硬起手腕，强迫房东减租，与房客共度时艰，甚至还会命令房东将房租捐出来，用作军饷。例如1938年6月28日，《宁波商报》第四版刊发了鄞县（今为宁波鄞州区）官方的联合文件：

自去秋迄今，县东十一镇敌机频临，市面完全衰落，店户及住户未付租金居大多数，甚至押租早已住满，仍长住而不付者亦比比皆是，房主既受莫大之损失，租客经济困难无力解付出亦实在，镇公所目击双方均感痛苦，时起纠纷，责无旁贷，未容忽视，爰邀集各镇联席会议，商定《城区非常时期内变更解租及减租暂行办法》，仰各镇住民一体遵照。

第一条，本办法为解除鄞县城区非常时期房主房客纠纷而制定。

第二条，房主对房客欠缴房租及押租者，截止本年6月终止，暂缓解付……

日军敌机来袭，鄞县损失惨重，房东受了损失，房客也无力缴租，为了安定民心，官方干脆将房客欠缴的房租一律免掉。

1933年，日本加快吞食华北的速度，北京（当时叫北平）市政府意识到中日必有一战，于是成立“募捐救国临时办事处”，强迫全城房东捐出一个月房租收入，“大部分用作北平市防控，并以少部分为前方慰劳之用。”

1933年2月16日，《青岛时报》也发文建议当地效仿北京的做法，“征收一个月房租，作抗日捐”。

再往前追溯，从1921年到1926年，国民党在广州筹备北伐，为了筹措军饷，除了发行公债、“劝募慰劳捐”（让公教人员捐工资）、“投变公产”（分段拍卖公有土地），也曾经让家有房产半亩以上的房东捐献一个月房租。

从保护私人财产权的角度讲，政府强迫房东减免房客的租金，属于“慷他人之慨”。至于强迫房东捐献房租，既为强迫，即非捐献，所以这不是募捐，而是征税，凭空多向房东征收了一笔税。但是在战争、瘟疫、洪水等不可抗力来临时，官方强制房东分担一部分社会成本，又合情合理，并且不违背国防动员法规以及经济法规里的不可抗力条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