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年，国内环境问题常引起诸多群体性事件。最新调查数据显示，环境问题极少选择司法途径来解决。去年全国人大专题讲座上，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杨朝飞称：自1996年以来，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%的增速。“十一五”期间，环境信访30多万件。而行政诉讼只有980件，刑事诉讼只有30件。据调查，真正通过司法诉讼渠道解决的环境纠纷不足1%。
反观上世纪60年代，日本高速发展时期，也遭遇了类似严重环境问题，引发轰动一时的日本四大公害诉讼——新泻水俣病事件、四日市事件、疼疼病事件、熊本水俣病事件。被告都为资力雄厚，财大气粗的大企业。日本司法透过四大公害诉讼，成功解开攸关社会稳定的环境难题。
慰问金条款之咒
公害一词，原产地是日本，从来就不是纯粹的经济与技术问题，而是不折不扣的社会问题。
二战之后，日本推行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经济发展路线，建设临海工业带。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，公害发生源头也汇集于此。加之，国土面积狭小，人口密度为美国20倍。公害对居民身心健康的损害，分外严重。受害者多为农民、渔民等低收入阶层，与贫富差距社会问题密切相关，引人注目。
1967年，提起诉讼的新泻水俣病，是日本法院第一次碰上公害问题。三个月后，四日市化学联合企业公害案，在津地方法院开打；次年三月，富山县“疼疼病”受害者，又提出起诉。
受害最严重的熊本水俣病，最后一个提起诉讼。这里面，有个漫长而惨痛的故事。1956年，熊本县水俣市医院院长细川一报告说：“有一种原因不明的病，频繁地发生在渔民聚居区。”儿童出现脑炎症状，成人出现脑肿瘤、脑出血及精神病症状。发病后短期内病情急剧恶化，并有多起死亡病例。保住性命的患者，也留下严重后遗症。
“我父亲犯病时的样子让人无法用语言形容。他在床上冲着墙不停地又抠又打，弄得双手鲜血直流也浑然不觉，有时来回打滚，经常掉在地上，那发病的样子不是来自于父亲的性格，而是脑子完全混乱的缘故。看到父亲发疯一样打滚的痛苦状态，连母亲都说真想让他早点死，少受点罪。父亲发病后21天就去世了。解剖后发现脑细胞全部坏死了。”受害人家属痛苦回忆。
渔民一个接一个染上怪病，还以为得罪神灵。“为什么老天偏偏对我们不公呢？”截至1967年，病患人数高达558名。再奇怪的病也有原因。医生很快查明怪病罪魁祸首，非大肆排放有机水银废液的氮素公司莫属。面对指控，全日本产量第一的水俣氮素公司，不肯将责任一肩扛起。“停止氮素排水，工厂势必关门，这样一来，对水俣市的经济打击，不堪设想！”
“我们是受害者，可是却小心翼翼，不能大声说话，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！”患者愤然展开交涉。1959年，在县知事斡旋下，好歹获得数目不等的慰问金。从名称上，就不难看出氮素公司在交涉中占据优势。
且看契约中强硬地加进一条：“今后，即使水俣病被确认是因为氮素公司排水而引起的，患者们再也不能提出新的赔偿要求。”一言以蔽之，患者的权益与哀鸣，被轰轰作响的经济成长车轮声淹没。
“那时，还能叫俺们咋办呢？！身子全垮了，打不了鱼，过年连米都没有。没有慰问金就活不下去了。难啊。”事后患者每念及此，后悔不已。正是这道铜墙铁壁的慰问金条款，时刻挡在患者面前。当追究日本公害责任的患者，在各地组成原告团，纷纷向法庭提起诉讼时，自叹倒霉的熊本县水俣病受害者，萌生出上法庭找回公道的想法。
熊本水俣病提起诉讼前五个月，石田就任最高法院院长。新官上任三把火，公害受害人的惨状，再也不能坐视不理。在他的大力支持下，日本司法一改往昔保守态度，对公害被害者伸出援手。
为诉讼难解套
1970年3月23日，东京最高裁判所大会议室，大门紧闭，处处透露一股紧张的气氛。牌子上写着“关于公害等特殊赔偿请求案件的处理问题”，往里一瞧，各地赶来的57位法官，济济一堂，个个正襟危坐。
“随着经济活动的扩大，民事案件变得复杂起来，越来越难以处理。”素来铁面无情的最高法院院长石田一反常态，满脸激情，连珠炮般一口气说了下去。
“技术革命使人口集中到都市，现在公害成了重大的社会问题。然而，公害对策的立法和社会环境还有所不足。今后有关公害的冲突还会增加。虽然各地的法官们都在努力工作，但光是传统的法律解释和运用，已经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。新时代需要新的解释方法。如何运用新的法律解释方法，公正、迅速、正确地解决案件是民事审判的重大课题。”
谁人不知，公害问题，兹事体大。一时间，大家的注意力，全被最高法院即将推出的划时代新理论牢牢地吸引住了……
传统民事司法实务，原告必须在“损害”与“原因”之间因果关系上，负有举证义务，至少证明被告存在“过失”，不然不能得到赔偿。而大型公害诉讼，要想找到明确无误的因果关系，时间也好，费用也罢，无不让人望而却步。须知，日本法官唯唯诺诺，不敢越雷池一步。在民事诉讼中，对“因果关系”和“过失”的举证要求吹毛求疵，最为严格。一味死板套用在公害诉讼上，被告苦不堪言，只能败诉。“因果关系”和“举证”，成为新兴公害案件难以逾越的高墙，也是律师最头疼的难关。
如何为棘手复杂的公害诉讼案件解套？正当一线法官一筹莫展之时，石田院长一番高论，一语惊醒梦中人。是啊！怎么没想到啊！全新的审判思维，让所有法官眼睛为之一亮……
“新泻案”吹响胜利号角
最早起诉的新泻水俣病，始于1965年新泻地震。震后，多位农民渔民，染上水银中毒症状，经调查，患者常吃阿贺野河的河鱼。谁排放了水银？因为有熊本县水俣病的先例，各方怀疑矛头直指上游六十公里的昭和电工鹿濑工厂。经过检查，在厂内排水沟和废物堆中发现大量水银。
昭和电工态度蛮横，强硬辩解：“地震使水银从仓库里流出来，这同本公司根本没有关系。想把原因说成是鹿濑工厂排放的废液，我们不会承认，更不会赔偿。”
患者及家属七十七人，选择对簿公堂，律师团主张：“从六十公里上游昭和电工鹿濑工厂排出的有机水银，在阿贺野河河口沉淀，鱼吃了被严重污染的水藻和昆虫，水银浓缩沉淀在体内。人又吃了这样的鱼，导致发病。”被告律师则以“农药说”对抗，反唇相讥：“流出量极小，不构成问题。”
负责审判的新泻地方法院宫崎启一法官，有了最高法院在身后坐镇加持，首次运用“盖然性”理论，减轻原告在举证因果关系上的负担；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让嚣张的被告大公司，承担自己并未排放的举证责任。
1971年9月，一审判决出炉，患者方面全面胜诉。判决书中，宫崎法官开宗明义，指出公害审判举证困难众所皆知。接下来，他表明态度：“所有论争都要求高度的自然科学知识。在民事审判中，要求被害者进行科学阐明，只会封死被害人的救济途径。”这里，法官发前人之未发，胆识可见一斑。
“本来许多化学物质从外观上无法判断，一般人想明确掌握排出物的种类、性质和数量的多少难似登天。而且污染到受害者时，排出物经过了各种自然现象和复杂的途径，这些，被害者和第三者都很难了解到。加之加害企业以企业秘密为由，不肯明确说明，使受害者永远得不到事实的真相。相反，加害企业独占化学物质生产和排出过程的知识，企业技术人员很容易举证。因而，企业负有说明事实的责任。像本案这样的公害案件，通过累积的状况证据，只要能证明和各门科学的关联没有矛盾，就应该认为是证明了法律上的因果关系。”
判决进入最重要的核心部分——对因果关系的阐述。“污染源追究到企业的大门口时，企业的原因物质排出问题不可回避。企业不能证明自己的工厂不可能成为污染源的话，事实上可以推断出存在污染，同时意味着证明了法律上的因果关系。”
宫崎法官再接再厉，对企业过失进行了大胆的认定：“昭和电工虽然知道熊本县水俣病，对人体、生物造成巨大伤害，却有如隔岸观火，没有引以为戒，对鹿濑工厂乙醛制造过程中有机水银的产生、流出毫不注意，不加任何处理，就作为工业废水常年随便排放到阿贺野河，构成过失。”
最后法官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金2亿7千万日元，被告服判，没有上诉。首起公害诉讼以原告全面胜诉，漂亮收场。
受害人扬眉吐气
新泻公害案吹响胜诉号角，邻县富士“疼疼病”患者斗志高昂。这些生育适龄期的妇女，全身疼痛难忍，丧失行走功能，躺在病床上，呼吸或欢笑都会引发骨折和剧痛，在“疼啊疼啊”地惨叫声中，离开人世。怪病为什么只发生在神通河？是不是当地三井公司造的孽？不过大财阀通天法力，在地方上不可一世，农民呻吟算得了什么？
然而，这一切被两位小人物改变。乡村医生荻野升和青年律师岛林树忍无可忍，拍案而起。荻野回忆:“杂志上说我是为了出名，不要到想从三井那里搞钱弄名声的医生那儿看病，各方面压力很大。但疼疼病患者对我的信赖，让我勇气大增，我为自己是个乡村医生深感自豪。通过这个病的研究，我对企业的弊病、政商勾结的腐败算是看透了。”
岛林回乡探亲，偶然得知孩提时代的朋友染上此病，惨不忍睹，心中燃起正义之火。在他的呼吁下，以青年律师为主的20名律师，从东京、大阪、名古屋云集富山。他们组织律师团，走访每一个患者，了解情况。其中四位律师干脆将家搬来，决心全力以赴，打一场持久战。不扳倒三井，决不罢休。
态度傲慢的三井放话：“想从我们三井骗钱，门都没有！”疼疼病对策协会会长小松义久深知三井一手遮天的能量，含着泪水坦陈：“如果官司输了，我们只能卷起铺盖，背井离乡。”
恰在此时，社会福利省史无前例宣布：“疼疼病的元凶是镉中毒引起肾脏功能不全和骨质软化症。本病只发生在神通河流域的富山县地区。”三井依旧矢口否认：“我们同疼疼病毫无关系。原告所住农村地区营养状态很差，病就是维生素D不足引起的。镉中毒不过是学界少数派观点而已。”
1971年，富山地方法院判决，原告全面胜诉，赔偿总额5700万日元。原告代表小松美代笑逐颜开：“我们的苦恼和痛恨都被承认了。我太高兴了，太高兴了。就是身体再也找不回来了，而且可恶的三井也不会赔罪。”这十九年来，她全身五处骨折，个子也缩了30厘米，成了驼背。
三井怎肯阴沟里翻船，立马提出上诉。四大公害诉讼中，独此一家上诉。怎料到，二审法官完全支持一审判决，唯一的不同是将赔偿金总额提升到1亿5千万。错估时代的潮流，司法的方向，三井上诉，人财两空。
至于四日市诉讼，缘起公害乘云驾雾，从空中袭来。因哮喘被认定为公害患者的小学六年级女孩，写下小诗：“大家仰头望着天空，阴沉沉的黑洞洞。巨大的工厂在喷烟，放出了有毒的亚硫酸。今天硫酸也毒死了人，何时能还我蓝蓝的天？”
民法教授戒能通孝，身为调查团团员，来到四日市，仰望天空叹息：“这可太严重了。”他看到巨大工厂群不停喷出浓烟的烟囱，感慨：“一切都让人不寒而栗，但这能不能提起诉讼，我当时还没把握。多家企业，把管道连接起来，组成联合企业。如果每个工厂都遵守排烟标准，对大企业的追究只能到此结束。”
事实上，法院在本案判决中承认“被告（工厂群各家企业）遵守了排烟标准”，那还有什么好审的呢？原来，法官颠覆审判常识，推出了传统民事诉讼无法想象的司法新标准——“复合污染”构成共同不法行为论。
1972年，法院判决六家被告企业败诉，支付巨额赔偿金。法官强调：“我们要探讨的是法律上有没有因果关系，而不是自然界的因果关系。法律上的因果关系，达到了必要的程度就可以了。”聪明地回避了需耗费大量时间的科学论证，法院转而将焦点聚焦到“共同不法行为”上，作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判断——六家企业有很强的关联共同性。这是日本追究公害责任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，轰动全国。
审判长义正严辞，批判：“在排放明知对人体生命有危险的污染物质时，企业应该不考虑经济效益，把世界最高的技术和知识用到预防措施里。惰于采取措施企业存在过失。”判决一出，日本政府也傻眼，连忙着手制定《公害健康被害补偿法》等相关法律。
原告之一藤田一雄，病床上泪光闪闪：“官司赢了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因为哮喘，光打针就打了一万多只，疼得直打滚，那叫一个苦啊！我们是不行了，盼着孙辈能看到蓝天！”
“熊本案”大获全胜
1969年6月，熊本患者终于拿起法律武器，提起诉讼，当时正值东京大学事件，学生被告大闹法庭。老家也是熊本的社会福利省大臣园田直，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告政府立场，支持原告。当天，氮素公司总经理低头认罪：“再次对患者和家属致歉。”分厂经理挨家挨户登门赔罪。
从这天起，主动权终于掌握在长年被企业和政府封杀的患者手中。患者自主会会长山本淡淡回应：“赔偿交涉要听大家的。”
知识分子组成“水俣病告发会”，会规中写道：“我们彻底而无条件的支持患者。只要把水俣病当做自己的责任来斗争，任何人都可以参加。” 16名大学生进攻社会福利省被捕，游行群众手持黑色旗帜，上书醒目的白色汉字“怨”，寒风中猎猎飘扬，俨然是诉说公害苦难的标志。示威者手举“胎儿型患者”的照片，让国民倍感震惊，难以忘怀。
法庭上，原告情绪失控，怒斥被告：“就是你们毁了我的人生！”法庭外，告发会每人购买一股氮素公司股票，在股东大会上，追究责任，总经理被迫下跪谢罪。患者当场割破手指，写下血书，决心占据氮素公司，一直坚持到作出判决的那一天。
1973年，在全体日本国民的注视下，熊本地方法院判决，患者胜诉，赔偿总额九亿日元。过去一直束缚患者的慰问金协定，遭法官以“违反公序良俗”明确予以否定。
走过五年时光，四大公害诉讼曲终人散。惨不忍睹的公害，一一揭露出大企业的虚伪假象，也让国民反思经济高速成长的沉重代价。
斯时，日本最高法院体察时代和民意的脉动，时刻站在第一线法官背后，一举解决审判大难题，赢得国民由衷信赖。高屋建瓴、统揽全局的石田院长，向世人诉说心声：“公害实在是太悲惨了，让我感到愤怒。我一直强调尽快救济受害者。我觉得法院百分之百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。”
转自：法制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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