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邕，字泰和，唐朝人，为武氏周朝及开元年间著名书法家，亦工于诗文。因书法、文章、碑刻无一不精，故有“北海三绝”之美誉。李邕擅行书，字形左高右低，笔力舒展遒劲，结构张扬不羁，刘载锡言之“以拗峭胜”；朱履贞论其书法，称“李北海正书笔画遒丽，字形多宽阔不平；其行书横画不平，斯盖英迈超妙，不拘形体耳”；《宣和书谱》评其“初学右将军行法，既得其妙，乃复摆脱旧习，笔力一新。”至于碑铭刻石，魏晋以来都以正书撰写，李邕另辟蹊径，改用行书写碑，开此先河，发行楷写碑志之滥觞。

　　学而优则仕，李邕年少成名，曾被召为左拾遗，先后任户部员外郎、括州刺史、北海太守等职，“李北海”、“李括州”之称即由此而来。

　　所谓字如其人，苏轼在《唐氏六人书后》中论及书法，“真如立，行如行，草如走”。及清，王澍补充“作字如人然”，“筋、骨、血、肉、精、神、气、脉，八者备而后可为人”。写字即见志，周星莲《临池管见》言：“余谓笔、墨之间，本足觇人气象，书法亦然。”李邕书承“二王”，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，不拘一格，其人个性亦然，并非谨小慎微、恪守规矩法度之人。其不拘小节，豪爽快意，尤喜交游。因其日日载宴，高朋满座，饮酒书文，骑马打猎，广结名士，后史载“邕素负美名，频被贬斥，皆以邕能文养士”。鬻文获金，李邕与柳公权系唐朝当仁不让之魁首，然李邕养士开销之巨大，令人咋舌。《旧唐书》称其“虽贬职在外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，多赍持金帛，往求其文。前后所制，凡数百首，受纳馈遗，亦至钜万。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，未有如邕者。”照此挥霍尺度，为官及卖文所获之钱财断不够其结交名士，故李邕犯了为官者绝不能碰触的底线——贪匿公款。

　　古代对官员清廉之标尺与今有异，但贪污行为始终为严厉打击之对象。追溯至先秦皋陶造律之时，业已规定“恶而掠美为昏，贪以财言为墨，杀人不忌为贼。《夏书》曰：‘昏、墨、贼、杀。皋陶之刑也。’”后商周、秦汉一路承袭发展，及至唐代，高宗永徽二年，长孙无忌、李绩等在《贞观律》基础上修订编制《永徽律》，即《唐律疏议》。该律法不仅在首篇《名例律》中对贪污贿赂犯罪作原则性规定，更另辟专章，于第三篇《职制律》，对贪污贿赂犯罪作专门性规定，为历代首创。《职制律》第283条规定：“诸监临主自盗以及盗所监临财物者，加凡盗二等，三十匹绞，本条已有加者，亦累加之。”即官员贪污满五匹处徒刑两年，三十匹即可处绞刑。

　　开元十三年，李邕陈州赃污事发，下狱鞫讯，依律其罪当死。其时，有一人唤名许璋，慕李邕才情，上书玄宗，愿以身代死。其上奏疏曰“臣闻明主御宇，舍过举能，取材弃行”，而李邕“学成师范，文堪经国；刚毅忠烈，难不苟免。”李邕贪污所得，是用来“拯孤恤穷，救乏赈惠，积而便散，家无私聚” 。且李邕功勋卓著，“往者张易之用权，人畏其口，而邕折其角；韦氏恃势，言出祸应，而邕挫其锋”，故“邕有大造于我邦家也”。最后，许璋表示，“臣闻生无益于国，不若杀身以明贤”，“臣愿六尺之躯，甘受膏斧，以代邕死。臣之死，所谓落一毛；邕之生，有足照千里。”

　　许璋的奏疏，言辞恳切，为后世称颂。玄宗本不欲绞杀李邕，正好借此机免去李邕的死罪，改贬为钦州遵化县尉，孔璋则流配至岭西。

　　虽有此死里逃生之经历，然李邕却并未率德改行，太守任满五年后，朝中又有其贪赃的传言。适逢左骁卫兵曹参军柳绩因罪下狱，李林甫负责审讯，查出李邕曾送柳绩一匹马，便借题发挥，称李邕“厚相赂遗”，并将时年已七十高龄且任职山东的李邕“就郡决杀”。此为后话。

　　尽管为时人所容，但以今日之眼光来审视当初对李邕贪污罪之处罚，不免令人感慨法度之恣意。依前述许璋奏疏之理由，李邕罪不当死，系因如下三点情由：一是李邕虽言行失当，但极具才能，玄宗作为明主应惜才爱才；二是李邕贪污所得赃款并未私用，而是用来赈济穷苦之人；三是李邕曾有功于朝廷，故应免其死罪。当下我国反腐力度不减，公职人员作风清廉亦是党纪政纪之要求，而对于贪污等职务犯罪的刑事处罚，必须严格依照刑法规定。若将李邕贪污一事置于今日，审视许璋所举之理由，第一点李邕极富才学显不属于法定从轻、减轻的情形；第二点对赃款的使用，若能证实属实情，或可以认定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小，犯罪情节显著轻微；第三点则是用来证明李邕曾有重大立功表现，即其曾对朝廷作出过重大贡献。如此看来，玄宗免李邕死刑而将之降职，亦有相当之“法律”依据了。然皇权社会系人治而非法治，虽有律令统一社会规则，但适用与否、裁量尺度均由人作最后的定夺。一如玄宗并未细究李邕所匿之公款是否真的毫无私用，而如《旧唐书》记载，“邕性豪侈，不拘细行，所在纵求财货，驰猎自恣”，即李邕生活奢侈，不仅贪污，还多有受贿的行为；而其后致李邕之死所定的贿赂柳绩的罪名，是否确有其事，也未详查，后世普遍认为此为李林甫的政治迫害。在一个依托人治而非法治的历史时代，不管律令规范是否详尽，定罪、上刑，全凭君王一念。

　　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时代，倡导“德治”，是一种贤人政治的思想主张，本质上还是立足于人而非法度。孔子说：“夫礼，先王以承天之道，以治人之情。故失之者死，得之者生。”单从制度而言，并不能够简单地以优劣来断言。一如马克斯·韦伯在《经济与社会》中的分析，人治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任何统治者都可能犯错，而在于人治不具有持久性，无法作为一项固定的、长期治国的手段。统治者会更替，即使真能遇上贤能的人来治理国家，其任期、寿命有限，无法保证制度、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。因此，不管我们多么推崇《唐律疏议》的历史地位，抑或推而广之，称自汉代以降及至清朝的整个封建社会时期，中国社会是“外儒内法”，也应正视一点：有法律并不等同于依规则治理社会的“法治”。或者可以说，中国古代或有“法制”，但未曾出现“法治”。

　　李邕之活，在于唐朝系人治而非法治；而李邕之死，同样基于此。当生命、财产等一切权利均仰仗于统治者的鼻息，内心的安定又从何谈起？李邕卒时，杜甫泣涕曰：“坡陀青州血，羌没汶阳瘗。”这既是李邕个人的悲剧，亦是一个时代的悲剧。推古及今，在国家治理法治化的当代，不得不感慨如今的我们正生逢其时。

转自：人民法院报